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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0年中级出版资格考试理论与实务模拟题
  •   3、一个好的选题,无论是内容的选择,还是形式的设计,都能够体现出编辑独到的眼光,独有的特色,这说明选题策划具有( )。

      7、付印清样核红是将完成三校、并由( )审改后退厂改正的校样,与工厂改好的校样进行核对。

      11、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以“CN”为前缀,由6位数字以及分类号组成,6位数字分为两段,前段2位数字为地区号,后段4位数字为地区连续出版物的序号,中间( )。

      D.刊号的分配原则是一刊一号。期刊无论是更改刊名或出版地,还是更改载体形式,都须重新申请刊号

      14、读者的社会条件,包括读者的文化程度、经济水平、职业、专业、社会地位与所属社会阶层等因素。社会条件所显示的是( )。

      16、某期刊发布某烟草公司的烟草广告,费用1万元,有关机关在其广告费用之外,可以并处( )的罚款。

      我国:“国家发展、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文学艺术事业、新闻电视事业、出版发行事业……”《在庆祝中国成立七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和十五大、文件中,都强调文化建设要“、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国务院颁布的《出版管理条例》也“出版事业必须、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

      出版工作要,就应该不断地用人民喜闻乐见的内容和形式,主旋律,提倡多样化,满足人民不同层次的、多方面的、健康的文化需要。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后,就与为社会主义服务密切联系在一起,成为不可分割的整体。社会主义是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认真为社会主义服务,促进社会主义的繁荣昌盛,就是从根本上。人民需要社会主义,正在建设社会主义,如果某些出版物离开了社会主义的崇高目标,不去为它服务,反而损害这个伟大事业,那也就了的旨。

      出版工作要为社会主义服务,在头20年,就是要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服务。在已经达到的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基础上,我们现在要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使经济更加发展,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要全面建设这样的小康社会,每一项奋斗目标的实现,都离不开出版工作的支持。这种支持应该是完备的、全面的,而不应是零碎的、单一的;应该是强大的、及时的,而不应是脆弱的、滞后的。为此就要在正确导向的前提下,把发展作为出版工作的第一要务,进一步解放和发展出版生产力,制订具有前瞻性、指导性、可操作性的战略和规划,大力推进出版业的繁荣。

      、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就要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引导人,以的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

      指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783页]还提出了“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并指出:“向古人学习是为了现在的活人,向外国人学习是为了今天的中国人。”[.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752页]无论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还是对古代文化和外国文化的继承和借鉴,出版业都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军。因此,出版工作必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这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必要条件。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简称“双百”方针)是指: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争论,不应当强制推行一种风格、一种学派,另一种风格、另一种学派;艺术和科学中的问题,应当通过艺术界、科学界的讨论去解决,通过艺术和科学的实践去解决,不应当采取简单的方法去解决。事明:只有实行这个方针,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才能繁荣;这个方针,必然阻碍我国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所以说:“我们要永远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256页]1994年《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也指出:“产品的生产是一项非常复杂的劳动,需要专家、学者和文艺工作者发挥个人的创造。我们应该尊重和爱护他们的辛苦劳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双百’方针,努力形成一种鼓励探索与创造的良好与气氛。在学术研究上提倡不同观点和学派的讨论,在艺术创作上提倡不同形式和风格的发展。”2003年,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要“‘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的有机统一”。在出版工作中贯彻“双百”方针,就要努力推动不同形式、不同风格的作品的创作,为艺术界、科学界的讨论创造条件,让不同的学术观点和不同的文艺、学术流派的都有出版的机会。只要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并达到符合出版要求的质量标准,就要给以积极的鼓励和支持。编辑人员不能以自己的爱好和自己的观点为标准取舍,也不能在加工整理中随便按照自己的观点和删改。

      “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要求根据我国文化的社会主义性质,从我国的国情出发,对古代文化和外国文化进行分析、鉴别,区分精华和糟粕,学习借鉴其精华部分,以利于发展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社会主义文化是完全新型的文化,但它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离开整个世界单独生长的。建设社会主义文化不能割断历史,不能脱离世界,要继承传统文化的精华,吸收外国文化的长处。我国的出版物有很大一部分涉及古代文化和外国文化,包括古籍的整理和注释,外国作品的翻译和介绍,对古代文化和外国文化的分门别类的研究,等等。对这类的处理,必须立足于“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使它们能正确地“、为社会主义服务”。

      《出版管理条例》第四条:“从事出版活动,应当将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结合。”这是我国出版工作必须认真贯彻的重要原则。

      出版活动中的社会效益是指有益于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文明、文明建设和社会进步的出版效果,经济效益是指通过出版经营获得的经济收益。两者之间主要是相互促进的辩证关系,但有时在实践中也表现出一定的矛盾冲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克服了过去出版单位过分强调社会效益、忽视经济效益的偏向,同时也要防止和纠正过分强调经济效益、忽视社会效益的偏向。社会主义出版业必须自觉地正确处理两个效益的关系,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强化创新意识,提高创新能力,多出精品力作,少出以至不出平庸之作,杜绝毒品和文化垃圾,决不允许以社会效益为代价片面追求一时的经济效益。

      出版物有其特殊属性,它的价值实现形式更重要地表现在社会效益上,它对人们的思想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具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出版工作的决定》即已指出:“社会主义的出版工作,首先要注意出版物影响世界和指导实践活动的社会效果,同时要注意出版物作为商品出售而产生的经济效果。”这也就是要在将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的前提下,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结合。党和有关文化工作、出版工作的其他许多文件也一再阐述这个原则的重要意义,强调认真贯彻这个原则的必要性。2003年,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认真严肃地考虑文化产品的社会效果,在这一前提下努力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

      这个原则与“、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有十分密切的关系。只有真正“、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才能这个原则得到切实的贯彻执行;只有真正“将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结合”的原则,出版工作才能以更加强大的社会作用和经济实力来、为社会主义服务。

      那些使出版工作充满生机和活力、不断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作出贡献的单位,有一条很重要的经验,就是正确地处理好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关系:在两个效益可以兼顾的时候,首先考虑社会效益;在两个效益发生矛盾、难以兼顾的情况下,更要首先考虑社会效益。这样,尽管在局部上经济效益可能受损,但在整体上,由于有讲究质量的优势,他们的出版物销售情况良好,经济效益随着社会效益的提高而提高,从而实现了两个效益的结合。而那些在出版活动中犯了方向性错误以致受到各种处罚甚至停业整顿的单位,几乎都是程度不同地违反了“将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结合”的原则;他们或者见利忘义,不顾人民的利益、社会主义事业的利益,不顾社会效果;或者惟利是图,搞什么“打擦边球”、“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以牟取不正当的经济利益。其结果,既害了国家和人民,也害了自己。

      《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出版工作的决定》指出:“出版部门要质量第一,尽最大努力,把最好的文化食粮供给人民。各类图书都要力求做到选题对,内容充实,都要力求有尽可能高的思想性、科学性或艺术性,反对粗制滥造。”质量第一,这是由我国出版工作的社会主义性质决定的,是由“、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决定的,也是我国出版工作将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结合的必然要求。只有质量高的出版物,才能既获得良好的社会效益,又获得良好的经济效益。只有整体质量不断提高和精品出版物不断积累,拥有自己的风格、特点,拥有自己的“拳头产品”、长销精品,一个出版单位才能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统一。所以,出版单位必须质量第一,力求出版物的选题对,内容正确充实,有尽可能高的思想性、科学性或艺术性,同时对出版物的编校质量、装帧设计质量、技术设计质量以及物质性加工生产质量也严格要求,精益求精。如果违反质量第一的原则,粗制滥造,不但社会效益大成问题,甚至会产生负面影响,而且经济效益也是好不了的。平庸之作、劣质产品是不会有多大销的,即使靠不正当的炒作等手段于一时,终究还是要被读者抛弃的。产品卖不出去,经济效益当然也就无从谈起了。

      1997年,新闻出版署先后颁布了《图书质量管理》和《图书质量保障体系》,强调要“实现图书出版从扩大规模数量为主向提高质量效益为主的转变,提高图书出版整体水平”,“文明重在建设,繁荣出版重在质量的思想,把能否提高图书质量当作衡量出版工作是否健康发展、检验出版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志”。这两个文件对于保障图书质量的机制、程序、规范和要求等作了详细。这些实际上对于保障其他出版物的质量也极有指导意义,我们应该认真地学习领会和地贯彻执行,把“质量第一”的原则落到实处。

      编辑根据社会调查发现社会需求,并制订相应的计划组织作品生产,从而使文化生产与社会需求达到必要的默契。没有编辑的组织工作,文化生产很可能处于一种无序状态,某些文化产品甚至无法顺利问世。譬如《中国大百科全书》、《百科全书》、《美国百科全书》等大型工具书,涉及的学科门类极广,是任何个人无力独自完成的,如果没有编辑工作发挥组织功能,就不可能有今日之成功。

      编辑工作的组织功能,不仅体现于大型出版物,而且在学者、作家的个人著作中同样十分明显,中外都不乏其例:如果没有老史密斯公司的编辑热情邀约,也许就不会有夏绿蒂·勃朗特的《简爱》;没有出版社编辑的,柯南道尔笔下的福尔摩斯早在1893年就“寿终正寝”;郭沫若的《》是五四的产物,但也与《学灯》编辑白华的鼓励分不开;鲁迅的《阿Q正传》已经成为现代文学中的经典,而这篇作品是由《晨报副刊》的编辑孙伏园约稿,并在他的“笑嬉嬉”的催稿声中完成的。

      在出版物的生产过程中,编辑工作是拥有选择权的。这种选择具有把关作用,需要编辑抱着社会、对人民负责的态度,对产品扶正祛邪、择优汰劣。这种选择还具有导向作用,能对社会文化生活产生显著的影响,譬如改变读者的阅读口味、调整作者的写作计划、催生某种文学体裁、推动某种写作风格,等等。仔细研究一下便会发现,社会上涌现的各种阅读热点以至文化,几乎都与编辑工作的选择功能有着内在联系:五四时期选择白话作品,使出版成了新文化运动的重要阵地;20世纪30年代选择以鲁迅为代表的左翼文学,促进了新文学的发展和繁荣;时期十分重视出版研究理论的著作、反映当代生活的文学作品和科学文化知识的读物,促进了物质文明、文明和文明的建设。由此可见,编辑工作是影响社会文化结构设计及其的重要社会活动。编辑的立场、观点和眼光,在文化的引导中会产生重大作用。

      编辑工作以作品原稿为劳动对象,其任务是把为出版物,把作者个人的智慧为社会文化产品。写作作为文化创造过程来说,它的主体无疑是作者而不是编辑。然而,编辑对推动这过程的顺利进行和产品的质量,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1)作者进入写作过程之前,编辑要通过信息的收集和分析,对读者的需求和出版物市场的作出自己的判断,并及时与作者交流,帮助作者寻找最佳的写作角度。作者当然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判断写作,但编辑的介入有利于缩短作者与读者的距离,提高写作的针对性和作品的成功率。

      (2)作者进入写作过程之后,编辑要继续与之保持联系,了解写作进度,分析写作情况,配合作者解决遇到的问题。写作是一项艰苦的思想劳动,而编辑自始至终不是旁观者,要与作者一起开展观点的探讨,研究的结构,还要协助作者搜集资料,在文学创作中甚至还包括向作者提供某些生活素材,从而成为作者写作的强有力后盾。

      (3)作者交稿,意味着写作告一段落,而对于编辑来说,却是一个新的工作阶段的开始。对成熟的,编辑要通过认真的加工,弥补作者可能存在的疏漏,做到精益求精;对不成熟的,编辑要提出修改方案,有时甚至要帮助作者作的改动。许多文艺作品的创作过程中就凝聚着编辑很多的心血。

      此外,在将作品成出版物的同时,编辑还要参与出版物的整体设计。新颖的封面或包装,别致的名称和标题,巧妙的宣传语句或手段,能大大增强出版物的市场竞争力。

      单个的作品也许是优秀的,但只能产生“个体”的影响。编辑可以通过文集、丛书、文库等形式,把这部作品和那部作品、这批作品和那批作品组合起来,从而产生“团队效应”。至于出版物的整体结构是好是坏,是优是劣,更直接关系到社会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发展,影响十分重要。编辑工作通过选题的设计和规划,对出版物的产品结构也能发挥重要的优化作用。

      劳动是生产科学文化的劳动,是在看不见、摸不着的思维过程中进行的。表面上看,选题似乎是灵机一动的产物,实际上是长期思考的结果。在现实生活中,一项政策的实施,一种制度的,一条经验的推广,一次活动的开展,都可能蕴藏着丰富的选题资源,关键是编辑要去发现。

      一个具有良好职业素质的编辑,要能自觉地学习法律法规和有关的方针政策,广泛地接触社会生活,密切保持与作者、读者的联系,认真关注国内外图书市场的情况,并依据收集到的各种信息,运用职业和创新思维,努力捕捉各种有新意的点子,促使其生长形成新选题;与此同时,还要保持一种积极的状态和可贵的职业,随时发现生活中的“亮点”、“热点”,并紧紧抓住,使之成为可以生长形成新选题的基点。1979年《重放的鲜花》一书的出版,便是一个成功的例子。当时思想解放运动风云初起,落实政策工作刚开始部署,有关编辑便意识到了这项工作的重要意义,迅速提出了该书的选题没想,收选“”前曾被当作“毒草”的文艺作品。该选题获得通过并迅速实施。结果,《重放的鲜花》一书的问世,配合了文艺领域的知识政策落实,推动了思想解放运动,故而在社会上产生了重大反响。

      编辑最初捕捉到的选题,也许只是一个念头,一点触动,一种感觉。进入构思阶段,便要对选题的价值重新进行确认,并对实施细节逐一落实,从而使选题从模糊到清晰,从简单到丰富,从粗糙到精细。可见构思是一个进一步调查的过程,也是一个深入思考的过程。

      编辑的构思和作者的构思具有不同的特点:作者往往会凭借写作冲动进入写作过程,边写边想,逐步完善,甚至中途改弦易辙;编辑则必须通过构思,形成尽可能周密、详尽的方案。这是因为编辑不仅要用它来明确自己的思,还要用它来统一工作群体的思想,并直接影响作者的写作。编辑在构思阶段,需要重点考虑以下问题:

      (1)选题内容所涉及的领域有哪些新的发展,它的前沿和制高点在哪里。认真思考这些问题,才能选题在立意上出新。

      (2)社会生活呈现出怎样的发展态势,它同选题有多大的契合度。选题的社会效应如何,往往能从这个契合度上反映出来。

      (3)社会的文化需要是什么,它与选题特色是否存在关联性。未来出版物的竞争力,与这个问题能否解决好直接有关。

      选题论证是通过对选题策划质量的评估来确定其是否可以组织实施的一项工作,对于选题质量具有重要意义。选题不仅要经编辑个人论证,还要通过一定的程序由集体论证。出版单位一般都有专门的选题论证机构,建立规范的选题论证制度,定期对编辑报送的选题进行审议。论证要和集中相结合的原则。在选题论证会上,人人平等,各抒己见,科学分析,,力争取得一见。在意见不一致的情况下,由社长或总编辑决定是否列入选题计划。选题若要优选、优化,在论证时就要多加“阻力”,在通过后则要多加“助力”。“阻力”有助于大家从不同角度作正反两方面的深入思考,可以有效地抵制平庸选题的出笼;“助力”则可促进好选题尽快为。

      (1)文化价值判断。今天的选题将发展为明天的图书。对选题的论证,应该高标准,要求列选的选题达到一定的价值水平,不能降格以求。原稿审读可以从现实出发,选题论证则应从理想出发。因为原稿是已经完成的作品,不能不考虑作者的现实情况;选题则还处在设计阶段,必须“取法乎上”。由于选题提供的是基本框架和写作要求,还没有成为作品,在论证时可以根据题材的现实意义、作者的写作实力以及内容可能达到的高度,从引导性和创造性上来评估未来图书的文化价值及可能产生的社会效益。

      ①引导性。作为文化产品之一的图书,应该对人类具有上的引导作用。一个好的选题,无论是基本立意,还是主要内容,都应该是先进文化,社会正气,引人积极向上、奋发进取的,从而体现出明确的引导性:或是上的,或是思想上的,或是上的熏陶,或是科学知识上的传授,或是几方面兼而有之。

      ②创造性。一个好的选题,无论是内容的选择,还是形式的设计,都应该体现出编辑独到的眼光,独有的特色。1915年,商务印书馆推出《辞源》。这是我国第一部大型新式汉语词典,出版以后大受欢迎。21年后,中华书局又推出另一部大型汉语词典《辞海》,取《辞源》之所长而又有所创造,在词典出版史上树立了新的里程碑。20世纪后期问世的《汉语大词典》,广收古今语词,成为汉语词典的一个新的高峰。这三部词典,虽然同为大型工具书,但各有千秋,充分体现了各自编辑的创造性,因而它们既各自,又相互辉映。诸如这样富有创造性的选题,显然非常值得开发。当然,创造性有大有小。如果选题能够实现学科建设中的“第一次突破”,理论探讨中的“第一次提出”,艺术创造中的“第一次尝试”,科学研究中的“第一次发现”……其创造性之大是不言而喻的,无疑应该实施;如果选题并未达到这些“第一”,但在理论观点的阐发上、作品结构的组织上、讲述知识的方式上、对已有研究的整理上或者读者使用的便捷上具有创意,也要着意开发。总之,具有创造性的选题,不论大小,都是好的或比较好的,要积极列入出版计划;反之,则要慎重考虑是否宜列入出版计划。在的平庸书市场的时候,尤其应如此。

      (2)市场适应性判断。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最佳结合是出版单位经营的重要目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出版单位要实现这个目标,就必须在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的前提下,强化营销意识,充分考虑选题的市场适应性。对于选题的市场适应性,可以从针对性和前瞻性的角度进行评估。

      ①针对性。人类的文化生产和社会的需求,有着内在的联系。图书作为文化的载体,应该具有现实针对性,不能无的放矢。针对性首先要求有明确的目标读者定位,适合图书市场细分的特点;读者对象模糊不清、笼统地称“为各种读者服务”的选题,显然针对性不足,必须加以。其次,针对性又要求有明确的图书功能定位,适应目标读者的实际需求,能为读者提供真正的帮助,或者服马伊琾务于他们的学习和研究,或者服务于他们的工作和生活。从这一意义上说,针对性也就是实用性。针对性强的选题才有市场号召力,才是好选题。

      ②前瞻性。从选题到作品,有一个写作周期;从原稿到图书,又有一个出版周期;图书出版以后,还有一个重印或再版问题。当前市场竞争激烈,其表现之一,便是新陈代谢的节奏加快,图书很容易失掉时效,成为明日黄花。这就要求编辑在策划选题时具有前瞻的眼光,能预见市场的发展和变化,并作为写作要求传达给作者,以图书面世时不但不过时,而且还具有较为持久的市场生命力。这样的选题便是较好的。

      (3)效益性判断。选题的最大追求是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最大化。因此可以说,效益是衡量选题成功与否的一杆标尺。在社会效益第一的前提下努力获取经济效益,是出版单位维持和扩大再生产的必要条件。某些有特大或很大社会效益的选题,虽然实施后会因图书发行量甚少而发生亏损,在出版单位财力允许的条件下,还是应该列入选题计划。除此之外,一般选题都应该尽量保本、赢利。因此,要通过对同类书出版情况的考察,分析选题的市场空间,预测选题的市场潜力,还要审核选题的经济预算,使之取得尽可能好的经济效益。那些既无社会效益又无经济效益的选题,徒然浪费人力、物力和财力,就不应该列入选题计划。

      (4)可行性判断。选题的设计应该以具备必要的实施条件为前提,否则,设想再好的选题也难免成为“水中之月”,只能停留在纸面上而不能实现。因此,在进行选题论证时,要以高度负责的态度审查选题是否切实可行。譬如,选题是否超出了出版单位的专业分工范围,作者的写作能力是否胜任,开发选题所需的投资本单位能否承受,选题的特殊专业要求编辑能否驾御,等等。出版工作应增强,克制“冲动”,无论个人还是单位,都应量力而行,不能明知不可为而为之。

      以上所述,是从微观上对具体选题质量水准的论证。经过微观上充分论证的具体选题,还须从出版单位选题结构的宏观上考虑其是否适宜,最后由出版单位的领导决策是否列入选题计划。

      编辑策划的选题通过以后,选题策划工作并没有结束,还有一个不断修订和优化的问题。所谓修订和优化,一方面是使选题的清晰度进一步提高,可操作性进一步增强;另一方面是根据图书市场的变化,适时地对选题的内容进行调整。编辑在整个实施过程中,还要不断努力提高选题的智慧含量。譬如,有一家出版社为适应古典戏剧研究者的需要,策划并通过了一套总名称为《中国古典戏剧选》的选题。在实施过程中,通过广泛听取文学艺术界和美学界的意见,调整了编选思,增强了经典性和学术性,最后将其改名为《中国十大古典喜剧集》、《中国十大古典悲剧集》和《中国十大古典悲喜剧集》出版。结果不仅达到了原来的出书目的,而且广受好评。这正是选题优化的结果。

      这是最常用也是最主要的组稿方式。编辑可以采用、电话、传真、电子邮件等各种通讯手段,与作者取得联系,提出约稿要求。而更加好的方式,是在征得作者同意后,选择适当的时机登门拜访,当面就写作问题进行洽谈,由于双方可以直接接触,因此可以谈得比较具体、深入。具体做法可视的重要程度以及编辑与作者的交往程度而定。如1931年赵景深在北新书局编《青年界》,因为稿荒,向老舍求援。他的约稿信上只有一个大大的“赵”字,并且用红笔圈起来。老舍见信心领神会,立即复信“元帅发来紧急令,内无粮草外无兵!小将提枪上了马,《青年界》上走一程,并随信附上短篇小说《马裤先生》。这次约稿被传为文坛佳话。约稿信如此幽默,那是因为赵景深和老舍是相交很深的朋友,一个字便可以心领神会。如果编辑与作者只是初次交往,那还是要取比较的态度,否则效果会适得其反。在与作者交往过程中,编辑要真诚、坦率,对新作者或老作者、名人或非名人,都要一视同仁,必须尊重、体谅作者,不能于作者之上。

      这是出版单位为获取,通过一定的或其他手段,向社会公开征集。采用这种组稿方式,不外两个原因:一是组稿的对象人数众多,分布广泛,而一时又无法确定具体人选;一是把这种组稿方式视为一种宣传手段,希望以此提高出版单位的知名度。这种组稿方式,期刊编辑工作经常采用,图书编辑工作偶尔也可采用。如大型志书《中华文化通志》选题确定后,有关单位先在《日报》刊登启事,公布10卷100册的目录,提出写稿要求,公开征集作者。这样做,既可以为图书造声势,又可以对作者进行比较,以发现最佳人选,写作质量。

      群体集稿是出版单位通过有效的组织工作,约请一批有写作实力的作者撰写的组稿方式。譬如,在组织丛书、大型专业图书、工具书的时,聘请有声望的学者(或领导人员)担任主编或者主持组成编委会,由他们协助出版单位物色和约请一批合适的作者共同完成的撰写。

      对进行加工,是为了提高的质量,不能有别的目的。不论作者是什么人,都要充分尊重作者的著作权,要在著作权法的允许范围内进行加工。因此,要地为作者着想,要顺着作者的思进行加工,不能按照编辑个人的行事。对于中的新思想、新观点、新方法和新的表现形式等,只要不存在违反法律法规或者违反科学、违反事实的问题,不但不能轻易修改和删除,而且要加以,并帮助其完善和加强。加工中作的修改切忌于人,涉及观点表述方式或者结构安排方面的修改,编辑可以先提出如何修改的,征得作者同意后再正式修改。

      编辑虽是知识面比较广的“杂家”,但毕竟不是全能的。面对众多性质各异的,编辑在作加工时要抱着学习的态度,谨慎从事。对的修改必须有充分的依据和理由,必须有绝对的把握。凡是仅有疑问而没有把握的地方,一定要查阅工具书或请教其他专业人员得到确切结论后才能动手。不懂装懂,凭想当然乱改,甚至将本来对的改成错的,都是加工整理的大忌,这不仅会引起作者的不满和反感,而且会严重影响图书的质量和出版单位的声誉。

      对进行如前所述的规范统一方面的加工时,凡是原稿中不够规范的地方,无疑必须严格按照国家颁布的各种相应的规范性文件一一予以改正。但是,如果原稿中的表述方式虽与编辑或者人们通常的使用习惯不同,却并不与规范性文件的相抵触,一般就不宜改动,要尽量做到多就少改。编辑的修改应该是只改非改不可的,可改可不改的一律不改。这不仅可以尽可能多地保持原作的风貌,而且可以大大减轻编辑的工作量。切忌按照一个模式、一种风格去“”,把作者的改得面目全非。

      初校次校对员要依据原稿核对校样,完成前述第一个基本职责中的各项任务,在排版单位毛校质量已经达到标准(中国印刷公司提出的行业标准允许差错率为1/1000)的前提下,做到灭错率(即本校次所消灭的差错与实际差错数之比率)为85%或留错率(即本校次遗留差错数与所校字数之比率)在值(各地略有不同,一般在1/5000上下)之内;同时兼顾上述第二个基本职责。

      二校次校对员要依据原稿核对校样,完成前述第一个基本职责中的各项任务,继续消灭初校遗留的错误,并核对初校所改之处是否正确,做到灭错率为80%或留错率在值(各地略有不同,一般在1/15000上下)之内;同时兼顾第二个基本职责。

      三校次校对员要依据原稿核对校样,完成前述第一个基本职责中的各项任务,消灭初、二校遗留的错误,做到留错率在值(各地略有不同,一般在1/45000上下)之内;同时兼顾第二个基本职责。

      是校对过程中的最后一道校次,校对员需脱离原稿阅读、检查校样(必要时核对原稿),完成第一个基本职责的全部任务,并努力完成第二个基本职责的任务。时要消灭校对过程(包括誊样、校次间核红)中所遗留的所有错误(包括格式差错、图表与文注不符等),尤其要注意隐性的性、思想性差错以及似是而非的病句与其他语法错误,还要注意人名、地名、书刊名、组织机构名等的前后统一。对全书的编校质量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万万忽视不得。

      校对工作的基本操作工序,包括初校、二校、三校、、誊样、核红、文字技术整理等各个环节。本章第二节对前四个环节已有讲述,文字技术整理将在下文讲述,所以这里主要介绍誊样和核红这两个环节。

      1.誊样。又称“过红”、“过录”,一般是把副样(作者看的校样和编辑看的校样)上所修改的文字、符号等誊录到正样(校对者的校样)上。如果正样改动少、副样改动多,也可以将正样过录到副样上。誊样时对改动部分不能简单地过录,还要判断改动是否合理;若有疑问,则提请责任编辑解决。有时因校样改动较大(如删去篇幅较大的图表,或增加大段文字、公式、图注等)而导致版面变动,就要精心安排、调整版面,尽可能地减少捅版,并保持版面美观。誊样工作一般由责任校对负责。有些出版单位由责任编辑负责誊样,也是可以的,但责任校对必须复核检查。

      2.核红。又称“对红”、“复红”,即检查核对前次校样上色笔批改之处在后次校样上是否已经改正,校正其未改或错改之处。核红分校次间核红与付印清样核红两种。

      (1)校次间核红是将完成初校、二校并由编辑审改后退厂改正的校样,与工厂改好的校样进行核对。一般由三校人员在比照原稿校对之前进行。

      (2)付印清样核红是将完成三校、并由编辑审改后退厂改正的校样,与工厂改好的校样进行核对。一般先由专人核对一次,再由责任校对(或其他把关的校对人员)复核一次。要特别注意的是,在有捅行、捅版的情况时,不能仅仅核对改动之处,还要对的字、行、面作全面检查核对,如发现应改未改或不应改而改的地方,必须在上下各三行中检查一遍(尤其要注意相同字或墨色较淡的字),以免改错地方,造成新的错误。页码或版面如有变动,要检查目录、书眉、索引中是否已作相应改动。在计算机排版的付印清样中,尤要注意仔细核对。有时前样并无错,后样却可能会因计算机兼容性不够好或者在运行过程中发生错误而出现一些莫名其妙的。一旦发现一处,就一定要作全面检查,看是否还有其他差错。

      按照付印清样输出的,必须再与付印清样核对一次,防止在出片过程中由于机器原因或操作人员失误而出现差错。核对的方法,一般是把覆在清样上逐行、逐段比照。这项工作既可由责任校对进行,也可由出版科的责任技术编辑进行。

      印版是用于传递油墨至承印物上的印刷图文载体。印刷时,印版上的图文部分能沾上油墨,空白部分不沾油墨,从而使转移到承印物上的油墨形成相应的可视影像。印版按版面特征的不同而分为平版、凸版、凹版和孔版,分别适用于不同种类的印刷。现在书刊印刷大多采用平版印刷,所以这里就只讲平版印版的制作。

      平版印版制作一般采用晒版方式,而随着数字化技术的发展,计算机直接制版方式有着巨大的发展潜力。

      1.文字稿检核要求。全部必须规格一致;稿面字迹必须清晰可辨,修改勾画必须明晰不误;专用符号必须符合规范;标题等级必须全稿一致;图表必须明确。

      2.图稿检核要求。图的性质必须明确说明,即标明是串文图还是插页图等;彩色图稿必须图像清晰、层次感强、色彩鲜艳、规格准确;线条图稿必须线题

      图书发行渠道的基本类型有两种,即产销结合的直接发行渠道和产销分离的间接发行渠道。直接渠道是指出版单位将图书直接销售给消费者的途径,又称“直销”。间接渠道是指出版单位通过中间商向消费者供应的途径,是目前国内外出版界主要采用的图书发行渠道。

      此外,图书发行渠道还有长短、宽窄之分。发行渠道的长短,依据介入图书流通过程的中间商环节的多少而定:短渠道只选择使用一个环节的中间商,长渠道选用一个以上环节的中间商。发行渠道宽窄,根据每一个中间环节的中间商数目多少及其技术装备的优劣、人员数量的多少与素质高低等而定。中间商数目多,技术装备优良,人员数量多、素质高的发行渠道称“宽渠道”,反之则称“窄渠道”。

      1.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International Standard SerialNumbering桰SSN)。该号由以“ISSN”为前缀8位数字组成,可以简称“ISSN”。前缀与8位数字之间有半个汉字宽的间空。8位数字分为2段,每段4位数字,中间用半字线位为单纯的数字序号,不反映连续出版物的语种、国别或出版者,最后正位为计算机校验码。其一般格式如下:

      2.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CN Serial Numbering)。该号以“CN”(中国的国名代码)为前缀,由6位数字以及分类号组成,可以简称“CN号”。

      (1)6位数字由国家出版行政部门分配给连续出版物。前缀与6位数字之间有半个汉字宽的间空。6位数字分为2段,中间用半字线位数字为地区号,依据国家标准《中华人民国行政区划代码》(GB/T 2260--1999)中的数字码前2位给出;后段4位数字为地区连续出版物的序号(期刊可用的序号为1000--5999)。

      (2)分类号按中国图书馆分类法的基本大类给出,一般用1个字母表示;但工业技术类和文化教育类按二级类目给出,故用2个字母或者1个字母加1个数字表示。分类号置于6位数字之后,用斜线“/”隔开。

      1,所有经过批准登记的期刊,不论其发行范围如何,均可分配CN号;公开发行的期刊则还有ISSN。

      2.刊号的两部分可合在一起印刷,置于期刊面封右上角、版本记录页和底封下方。两个部分分两行印刷,其间以一横线.刊号的两部分也可分开印刷:

      4.刊号的分配原则是一刊一号。期刊无论是更改刊名或出版地,还是更改载体形式,都须重新申请刊号。

      1.期刊可以依照著作权法的,转载、摘编其他报刊上或互联网上已公开发表的作品,但必须注明作者姓名和最初该作品的报刊或网站,并尊重著作权人的各项权益。

      2.期刊出版单位应有符合本专业要求的专职主编和一定数量的专职编辑,负责具体的编辑工作。任何情况下都不得擅自转让编辑出版权,不得允许本出版单位以外的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以任何形式参与本期刊的编辑出版活动。

      3.期刊出版单位经向省级出版行政部门备案后可以设立协作单位,但协作单位只能参与期刊的经营管理、广告经营业务,不得参与编辑出版业务。

      4.期刊可以将出版已满六个月的各期编成合订本出版。合订本须按期刊出版顺序装订,不得另行编排等。

      5.期刊刊载内容不真实或者不的作品,致使、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权益受到侵害,其出版单位应当公开予以更正、消除影响,并依法承担其他民事责任。被侵害者要求更正或者答辩的,出版单位应当在其近期出版的期刊上予以发表。

      读者定位,是指通过市场调研发现和明确期刊的目标读者群,并为其提供特定的阅读内容和广告宣传等方面的服务。明确的读者定位能使刊物拥有相对稳定的读者群,因而是刊物的基础条件之一。

      1.自然条件。读者的自然条件,包括读者的性别、年龄、婚姻、民族、生理特征及其所处的地理等因素。编辑出版期刊,可以专门针对某种性别、年龄、民族或区域等的读者。需要注意的是:

      (1)对某些自然条件可进一步细分,从而使设定的目标更加到位。如时尚类期刊就可把17岁到35岁之间的女性切分成各个不同的年龄段,然后再按照每个年龄段读者的时尚与审美特点设计刊物的内容。

      (2)对某些自然条件作综合考虑。如我国的《少男少女》就是一本性别互补性刊物,它的一半内容供少男阅读,另一半内容供少女阅读,且两部分相向逆排(各自从外封开始向中间延伸),如此构成两个有吸引力的青春世界。又如美国的《精华》(Essence),主要以黑人妇女的事业、家庭和生活等为内容,读者对象在性别上为女性,在种族上是黑人,综合了性别与种族二重元素,从而显得与众不同。

      2.社会条件。读者的社会条件,包括读者的文化程度、经济水平、职业、专业、社会地位与所属社会阶层等因素。针对不同职业群体可有不同的期刊,如机电、印刷、农业等方面的期刊;针对不同的专业人员,也可有不同的期刊,如、经济学、物理学、化学等方面的期刊。各个社会阶层的文化、经济水平各不相同,也为期刊的定位提供了不同的选择。

      社会条件和自然条件的作用有所不同。如果说自然条件所的是潜在的期刊消费可能,那么社会条件所显示的是现实的期刊消费水平。

      3.心理条件。人类千差万别,因此,期刊定位只考虑读者的自然条件、社会条件是不够的,还需要准确细致地把握读者的心理需求,如读者的情感、习惯、追求、趣味、嗜好等因素。在此基础上再进一步设定有共同心理取向的读者,根据他们的特点编辑刊物,真正做到让自己的目标读者喜闻乐见。

      成功的读者定位在于找准读者自然条件、社会条件和心理条件的最佳结合点,做到浑然一体。法国的知名女性期刊《她》(Elle),就是一个综合定位的实例:从自然条件来讲,这是一本给年轻或成熟女性阅读的期刊;从社会条件来讲,它适应大多为职业女性、经济水平和文化程度较高的这一层次读者的阅读习惯;从心理条件来讲,它满足女性读者追求时尚、体验流行的需求。

      对于某一种期刊来说,读者定位既要十分明确又非一成不变,需要根据社会的发展和期刊市场的变化动态地调整。办刊人对本刊的实际读者和目标读者都必须有非常准确的估计,为此就要不断地联系读者,研究读者,分析读者,为读者服务。

      录音制品用于记录声音,具有再现音乐作品、语言等功能,主要有盒式录音带、唱片、激光唱盘(CD梒ompact disc)三种载体形式。唱片特指胶木和塑料薄膜唱片,早些年就已退出市场。盒式录音带是目前我国音像制品市场上销售量最多的产品。但是,随着激光唱盘的市场占有率逐渐扩大和互联网上MP3(一种音频压缩格式)音乐节目可广泛而方便地下载,盒带将逐步退出市场。激光唱盘应该是发展空间最大的录音制品。

      制品用于记录动作、画面、表情和场景等,具有类似或再现电影、电视剧(片)的功能,主要有盒式带、激光视盘两种载体形式。激光视盘又有LD(laser disc)、VCD(video-CD)、DVD(digital versatile discs)等多种。在目前我国的音像制品市场上,盒式带和激光视盘中的LD正在逐渐退出,而VCD占有相当份额。但是,DVD已经快速进入市场并可能逐步成为市场主角。

      可以预见,随着现代科学和技术的进步、发展,音像制品的物质形态、复制方法等,都将会有许多变化。

      第四十二条 违反本法第十八条的,利用、电影、电视、、期刊发布烟草广告,或者在公共场所设置烟草广告的,由广告监督管理机关责令负有责任的广告主、广告经营者、广布者停止发布,广告费用,可以并处广告费用1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

      (七)信息网络权,即以或者无线方式向提供软件,使可以在其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软件的;

      1.取舍标准 审稿者要按照先进文化的标准,“用科学的理论武装人,用正确的引导人,用的塑造人,用优秀的作品鼓舞人”的旨,按照出版要求和有关,通过对的阅读和研究,在从性、思想性、科学性和知识性等各个方面对质量作出较全面评价的基础上,对是否接受出版作出选择。

      2.评价要客观、科学。对于一部的取舍,是在对进行审阅并作出客观、科学的评价和判断的基础上作出的。因此,评价与判断的客观、科学极为重要。以偏概全、带有过多的主观色彩,都是不客观的表现,都会影响结论的科学性;同样,评价与判断仅仅停留于表层,对于的精髓或根本缺陷认识不清,缺乏科学性,显然也是不客观的。两者都无益于对的正确处理。

      3.操作要规范化。为了维持的原貌和表示对作者的尊重,审稿者在审稿过程中不宜把意见直接用色笔批注在原稿上,以免稿面混乱、。一般宜先用铅笔在有疑问的文字下面划线或作出其他标记;然后,把意见或用铅笔写在稿面相应的空白处,或用色笔写在浮签上临时性地固定在稿面的相应空白部位。

      校对,是根据原稿核对校样,订正差错,提出疑问,以出版物度量的工作。此外,“校对”一词也指从事校对工作的专业人员和出版专业技术职务系列之一。

      现代的“校对”由古代的“校雠”化而来。“校”字本义为“枷械”(《说文解字》:“校,木囚也。”),其用作“校勘、考订”义则最早见于《国语·鲁语下》:“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太师,以《那》为首。”“雠”有“对”义(《玉篇》:“雠,对也。”),故“校雠”渐渐演变成“校对”。对“校”、“雠”意义的界定,见于两千多年前西汉时代的编校大家刘向的《别录》:“雠校:一人读书,校其上下得缪误,为校;一人持本,一人读书,若怨家相对,故曰雠也。”刘向说的“校”,相当于今天的本校;他说的“雠”,则相当于今天的对校。

      古代的校雠通常是编校合一的。随着社会的进步、出版业的发展,编校合一的校雠发生了变化,校对工作逐渐与编辑工作分离,演变成为现代出版过程中的工序并逐渐职业化。时至今日,校对已经成为专业性很强的技术工作,须由专门的技术人员承担,关于校对原理和规律的理论研究也有很大发展。本章所述的校对,主要是就图书、期刊等纸质出版物而言的,但其基本原则、方法和要求,也适用于其他出版物。